“李委员，您觉得我们离没有歧视的就业市场还有多远？”3月5日下午，政协小组会议刚结束，一个直指当下就业痛点的问题让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李正国委员放慢了脚步。他表示，国家对于消除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的决心不容置疑。
李正国委员认为，国考将招录年龄从35周岁以下调整至38周岁以下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这表明我们在消除就业歧视方面又迈出了一步。然而，当35岁门槛松动时，38岁的年龄焦虑随之而来。求职信因年龄超限被拒，博士简历因“第一学历”受限，育龄女性在求职中遭遇婚育计划追问……这些现象表明就业歧视可能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强就业歧视治理，坚决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多位代表委员认为重塑公平就业生态仍需各方努力。
33岁工程师投出78份简历后收到一句“年龄偏大”，某985高校博士应聘教职因本科“双非”被刷，女性面试者被连环追问婚育计划……这些场景刺痛着就业公平的神经。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委员注意到，类似的歧视在高校同样存在。青年教师面临“非升即走”的压力节点通常设在35岁左右；博士生超过35岁，部分人才项目申报资格受限；博士后出站求职时，年龄也可能是一道隐形门槛。他坦言，放宽年龄限制并不意味着就业歧视消失。
性别歧视更为隐蔽。招聘时不写“限男性”，但面试时问“近期有无婚育计划”；同等条件下，男性优先录用。这些规则难以取证，却真实存在。随着生育政策调整，部分企业加剧了对育龄女性的隐性排斥，将生育成本转嫁给个体女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委员指出，当前就业市场在人才选拔中还存在“学历歧视”。过于强调“第一学历”，甚至“唯第一学历”，歪曲了人才评价标准。一家人力资源机构对1300名硕士及以上学历求职者的调研结果显示，70%的受访者遭遇过企业对“第一学历”的限制性要求，“985”“211”院校毕业生成功获录比例是“双非”院校毕业生的1.8倍。袁亚湘直言，强调“第一学历”本就是个带有歧视意味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