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构建了多层次的人才计划与项目体系，其中不少有刚性的年龄限制，例如35岁、40岁等是被广泛设置的门槛。任捷认为，这些限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青年人才的保护，但在另一方面可能也会破坏青年人的成长规律，造成年龄焦虑，已经过了年龄限制的人则可能会陷入职业倦怠。
他表示，学术起步较晚不等同于创新潜力较弱，国内外不乏“大器晚成”而卓越的样本。长期以单一年龄门槛作为资格尺度，可能在制度层面对多元成长路径形成结构性排斥。生理年龄的“一刀切”限制，实质上是对非传统、非线性成才路径的结构性排斥；同时还会加剧短期功利导向，抑制原始创新，与多元社会发展趋势不相适应。
为此，任捷建议试点推行“学术年龄”与“生理年龄”并行的双通道资格条件。在项目申报指南中，将原有的单一条件“申请者年龄不超过X周岁”，优化调整为“申请者年龄不超过X周岁，或获博士学位不超过Y年（以首次获得全日制博士学位日期起算）”。这样的设计能够更精准地覆盖处于学术生涯早期、亟需启动支持的科研人员。
他还提到，“学术年龄”可以进一步弹性认定，适当扣除经核实的、与科研活动显著中断或转换相关的时间，比如全职产业界工作经验、参军服役、支教援边、生育及产后照护、重大疾病康复期等。涉及生育和照护的，还可以根据子女数量进行扣除年限的调整。
引入“学术年龄”，能够让上海在全国率先建立以“学术生涯阶段”为核心、更符合创新规律和人才成长多元性的支持体系。在上海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也能弱化对单一生理年龄及“人才帽子”层级的过分关注，强化对实际学术贡献、发展潜力和所处学术阶段的综合考察。
